侧读郁达夫南洋游记丨云端

侧读郁达夫南洋游记丨云端

《马六甲记游》的结尾部分,却透露了他曾经畅想过一篇小说,这是他在半天时间里匆匆游过了马六甲500年古迹,回旅舍冲过凉,含着纸烟躺在回廊藤椅上,举头望着海角天空,从星光里忽而得着的奇想。图为马六甲古城。 (人民视觉/图)

东方花县槟榔屿

在家里一个角落的小书架上,忽见一本已灰黄却仍完好的《郁达夫南洋随笔》,台湾洪范书店1978年初版。书是何时何地买的毫无记忆,翻开目录,《槟城三宿记》《覆车小记》《马六甲记游》三个篇名跳了出来,叫人欣喜。

去年年初,密集读过一波郁达夫散文。“把论文写在B站上”,华东师大倪文尖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名作分析课意外走红网络,吸引超过700万读者,倪教授变成“倪大红”。听完他讲《故都的秋》两集,十分过瘾,随即搜寻郁达夫游记名篇,果然如他所说,你永远可以相信五四顶流作家。很新奇的体验:倪老师讲得真好,重读那些文字,感觉竟如初见。

郁达夫这南洋三记以前也是读过的,然而只有《覆车小记》里的情景有点印象。《联合早报》百年大庆拉开帷幕,累累史册无疑有郁达夫的一页光芒。这三篇记游,正是他应邀南来《星洲日报》期间写成。

笼统而言,郁达夫的南洋游记不比他那些最经典的名篇出色,如《故都的秋》《钓台的春昼》《江南的冬景》,但鲜明风格一以贯之。三游记中《马六甲记游》似被收入集子较多,再看两遍,最喜欢的还是《槟城三宿记》。这篇随笔也被视为他晚期游记力作。

1938年底,身在福州的郁达夫携王映霞和两人长子郁飞,“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12月28日抵埠。过两天就是新年假日,又逢《星洲日报》的兄弟报《星槟日报》元旦开始发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诸同事之招”,“于是乎就青春结伴,和关老同车,驱驰千五百里,摇摇摆摆地上这东方的花县来了”。

“东方花县”,大文豪送给槟城的有趣别名。1939年1月4日发表于《星槟日报》的《槟城三宿记》开头就写:“快哉此游!槟榔屿实在是名不虚传的东方花县。”并解释:“人家或称作花园,我却以为花县两字来得适当。盖四季的花木茏葱,而且依山带水,气候温和,住在槟城,‘绝似河阳县里居’也。”

虽是五四新文学作家,郁达夫旧学功底特别深厚。查古诗文网,他信手拈来的“绝似河阳县里居”,似有两个出处。黄河北岸的河阳是古地名,在今天河南省的孟州西,西晋时“中华第一美男子”潘岳(潘安)任河阳县令,县境内遍植树木桃李成林,河阳赢得“花县”美名。翩翩玉人桃李花,引历代名家追思吟咏,宋人王庭圭有绝句:“彭泽门前唯有柳,河阳县里只栽花。如今夹竹开桃李,犹是当年刺史家。”明代杨士奇则写《题梅送钟沔(二)》:“墨绶铜章向永嘉,人如素璧净无瑕。琴堂画永玩香雪,绝胜河阳县里花。”郁达夫把杨士奇的句子置换两字,变成“绝似河阳县里居”,巧用了“花县”典故为现实状物达情。

郁达夫时年四十二,却有“青春结伴”的好心情。是的,他此番南来,既为响应中国国内的“赴海外宣传抗日”,也是为了挽救濒临破裂的婚姻。国难家愁,压抑许久的焦灼暂且释放,槟榔屿的山水风物格外悦目:

“住宅区的房屋,是曲线与红白青黄等颜色交织而成的;灯光似水,列树如云,在长堤上走着,更时时有美人在梦里呼吸似的气嘘吹来,这不是微风,这简直是百花仙子吹着嘴,向你一口一口吹出来的香气。”

等到一行12人登临槟城升旗山时,“一霎时,高山上起了云雾,一块一块同飞絮似的东西,从我们的襟上头上,轻轻掠过;脚底下的市镇溪山,全掉落在云海里了;我们中间,互相对视,也觉得隐隐现现,似在炉香缥缈的烟中,大家的童心发现了,一群大小,竟像是乐园中的童男童女,于是便卸去了尊严,恢复了自然,同时高声叫着说:‘我们已经到了天上!’”

这如同仙境的情景,上过升旗山几趟的我和友人也曾经历。在山顶贝尔维尤小旅馆,见过云雾穿窗而入漫窗而出;坐在花园年代已久的铸铁长椅上,俯瞰脚下向海中伸去的古城……可谁能有郁达夫的手笔:

“屋瓦鳞鳞的,是乔其市的烟灶;白墙碧水,围绕着树木层层的,是两个蓄水池的区间;青山隐隐,绿水迢迢,从高处看下来,极乐寺的高塔,只像是一顶黄色的笠帽。”

游记不好写,写物状景其实很考验人,郁达夫却是高手。陈子善教授说:游记在郁达夫散文创作中占有突出位置,在他的小说和未完成自传中,也有许多生动的风景描写。郁达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在小说中尝试现代风景描写的。或许可以说,没有了风景写作,恐怕也就没有了郁达夫。

重读郁达夫南洋游记,首先自修了一堂“风景写作课”。

翻车前,他在看李词佣

“三宿槟城恋有余”,《槟城三宿记》里郁达夫如此欢欣,离开槟岛夜渡北海,又“刚巧是旧历的十五晚上,月光照耀海空,凉风绝似水晶帘底吹来,挥手与诸君分袂的时候,心里只觉得快活……”

郁达夫1939年1月11日发表于《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覆车小记》,应和《槟城三宿记》同样一挥而就。多年前读,只诧异大文豪竟在马来亚遭遇火车出轨翻覆,而这意外事故被他写得那么生动。

近日重读,眼睛却停留在一个陌生名字上:“……火车也准时间开,我们也很有规则地倒下了床。只是窗门紧闭,车里有点儿觉得闷热,酣睡不成。只能拿出李词佣君赠我的《椰阴散忆》来消夜。读到了《榴莲》(榴梿)的最后一张……”

李词佣是谁,《椰阴散忆》又是什么书?速上网,见有人提供电子版,付款后却无法下载,不过因此看到出版资讯和目录,明白了行程忙碌的郁达夫为何上了火车会捧读此书来“消夜”。

郁达夫对南洋的兴趣,本就是被另一位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侨生”温梓川撩拨而来。温梓川和郁达夫的忘年交文青皆知,这一段也是佳话:1929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就读的温梓川抄了自己几首南洋题材的旧体诗请教郁达夫,郁达夫被海风椰影热带气息吸引,却不解其中“娘惹”“榴莲”之意,经温告知后兴致大起,说南洋这地方太有意思,有机会非去走走。

1938年底郁达夫受邀到星洲,两天后即北上槟城,《椰阴散忆》这本上海作者书社1937年11月初版的散文集,一个个标题南洋味浓郁:《摘椰子》《橡园》《椰花酒间》《珠子拖鞋》《番粿》《咖啡》《冲凉》《大伯公诞》《纱笼》《蛇庙》《榴莲》……难怪他一口气读到了最后一页。

李词佣是郁达夫旧识,还是槟榔屿新交?找到中国学者袁勇麟两篇文章:《文学的微光——寻找李词佣》(2018年11月号《香港文学》)、《寻找“现代文坛失踪者”李词佣》(2019年10月23日北京《中华读书报》)。袁勇麟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致力20世纪中国散文和世华文学研究。他多方寻访资料依然有限,“尚构不成一幅完整的文学画卷”,却已为李词佣生平和文学面貌作了迄今最详细勾勒。

据袁教授梳理,李词佣为福建诏安人,毕业于诏安县立师范,1924年南下马来西亚华校任教,后一度离职回中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上海重返马来西亚,执教槟城钟灵中学,同时任《新生月刊》主编。1941年19日槟城沦陷,次年4月5日、6日两天日军大肆搜捕槟城抗日人士,钟灵中学10位积极参与筹赈及宣传抗日的教师被捕,受尽严刑拷打,8名教师遇难,李词佣是其中之一(另有46名学生、校友惨遭不测,陈荣照先生主编的《槟城钟灵百年校史》有细述),如今在钟灵中学文物馆还能见到殉难师生纪念碑,8位牺牲教师第一个就是李词佣。

一个文人的生命结束得如此惨烈,让人震惊。

还叫人有点意外的是,李词佣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文学史家钦鸿考证,其入会与许地山有关,他还在槟城接待过许并留有词作。袁教授说,一些马华文学史家著述中提到李词佣但不见系统研究,主要原因应是除了生前在中国出版的诗词集《槟榔乐府》、散文集《椰阴散忆》,他其余作品都散落旧报刊无人整理,包括在《南洋商报》“狮声”副刊发表的杂文随笔。方修先生在《沦陷时期的几位文艺殉道者》一文提到15位作家,李词佣也在内,但展开谈论的六人里没有他。

唯一较详细的介绍来自温梓川。1969年1月号《蕉风》上有温一篇《瘐死狱中的李词佣》。比李词佣小几岁的温梓川早年就读钟灵,常在当地报刊上读李的作品,他说李那时以词填得最出色也最为人所知,“他真不愧称为‘名副其实’的‘词佣’”。两人相识于温由沪回槟第二年。温梓川的《郁达夫三宿槟城》回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编报的消息终于在报上看到了。翌年一月他乘春假之便,到槟城来游览。当时槟城的一帮喜欢搞文艺的朋友便定于一月四日下午五时,假座郊外的一家酒肆公宴郁达夫先生,事先派我和亡友李词佣兄去邀请。”

这就对了,正是那时李词佣将《椰阴散忆》送予郁达夫。仿佛巧合,李词佣和郁达夫同样精于旧体诗词,文学上新旧并重,同样对南洋一往情深,1939年初在槟城以文相聚,都没想到自己将埋骨南溟?

也和郁达夫一样,李词佣同时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马华文学史。如袁勇麟教授所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该忘记李词佣,马华文学史应该记住李词佣。”

幽灵在南洋飘荡

1939年1月5日夜,郁达夫在由槟城南下回新加坡的火车上阅读的《椰阴散忆》,是旅槟文人李词佣几年前回中国养病时,在上海写成。自序里李词佣这么说:“干了十年的南洋华侨教育工作,同时也把自己教育了十年,对于长年如夏的椰子国,尤其是居留最久的槟榔屿,事实上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无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和我有亲切之感,难忘之契。”他对槟城用情之深,以至“现在虽然暂时离开了它,但已是怀抱着流放似的心情,悒悒不能自已”。

相比之下,当时的郁达夫初来乍到,南洋于他还是一本刚刚翻开的大书。但被认为诗文中“家国情怀”始终浓烈的他,从“下南洋”伊始,就有久留此地的念头。

郁达夫的第三篇南洋游记《马六甲记游》,是他特地为参与组织创办的南洋学会的刊物《南洋学报》创刊号而写,先行发表在1940年6月7日、8日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上。此文所记,却是大半年前的一趟旅行:1939年9月底,郁达夫受邀北上,为武汉合唱团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演出曹禺戏剧名作《原野》揭幕,然后折道去了马六甲古城一游。

游记散文一向是郁达夫的擅长。温梓川在所著《郁达夫别传》中,以“精致”来形容郁达夫的这篇游记。近日重读一遍,觉得确有一些段落,意蕴和文字都十分漂亮,但更有兴味的是另一件事。我们知道,郁达夫是因小说而成为“五四”顶流作家之一,种种缘由所致,他流寓南洋的六年八个月中,没有写过任何小说。《马六甲记游》的结尾部分,却透露了他曾经畅想过一篇小说,这是他在半天时间里匆匆游过了马六甲500年古迹,回旅舍冲过凉,含着纸烟躺在回廊藤椅上,举头望着海角天空,从星光里忽而得着的奇想:

“譬如说吧,正当这一个时候,旅舍的侍者,可以拿一个名刺,带领一个人进来访我。我们中间可以展开一次上下古今的长谈。长谈里,可以有未经人道的史实,可以有悲壮的英雄抗敌的故事,还可以有缠绵哀艳的情史。于送这一位不识之客去后,看看手表,当在午前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倘再回忆一下这一位怪客的谈吐、装饰,就可以发现他并不是现代的人。再寻他的名片,也许会寻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若问侍者以昨晚你带来见我的那位客人(可以是我们的同胞,也可以是穿着传教士西装的外国人),究竟是谁?侍者们都可以一致否认,说并没有这一回事……”

郁达夫随即喟叹:这岂不是一篇绝好的小说么?题目也是现成的,就叫作《古城夜话》或《马六甲夜话》。《马六甲记游》的最后几句写:“……当黄昏的阴影盖上柔佛长堤桥面的时候,我又重回到了新加坡的市内。《马六甲夜话》、《古城夜话》,这一篇Imaginary Conversations——幻想中的对话录,我想总有一天会把它记叙出来。”

1939年,郁达夫南来的第一年,还是心心念念要写小说的。这“总有一天”为何并没有出现,学者们已有许多分析。有意味的是,郁达夫没有写出他的南洋小说,他自己,一个流亡、遇害,至今不知埋骨何处的“南洋郁达夫”,却成了新一代马华作家的小说人物、书写对象。最近读了旅台马华作家黄锦树一系列“招魂郁达夫”的后现代叙事小说:《M的失踪》《死在南方》《零余者的背影》等,也辗转读了旅港马华诗人林幸谦《五四诗刻·郁达夫图》中的部分诗歌,深切感觉郁达夫不仅本身是南来作家里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早年马华文学的作者之一,如学者高嘉谦所说,他也被编织进了当代马华文学中,“内化”或融化成了马华文学的一部分。

林幸谦《郁达夫的血肉红尘》写:

“一颗时代错误者的骸骨/流浪在年复一年的雨季中/吞下虚无缥缈的思乡暴雨/永远死去的雨林/没有一个神位/可以容我安身立命”

一个幽灵,永远在南洋,在马华文学的岛屿森林晨光夜雾中飘荡。

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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